那辆车是我爸留下的。他退休那年换了辆新的，把这辆开了十二年的老车给了我。我拿到钥匙那天，坐进驾驶座，座椅上还有他常年靠右腰压出的凹陷。方向盘磨得发亮，挡把的皮套缝过两回。我开它去上班，去超市，去深夜的急诊室。它从没在半路撂过挑子，唯一一次换胎，是我自己动手，千斤顶支起来的时候，螺丝锈住了，我跺了十几脚才拧动。后来我懂了，车这东西，你越伺候它，它越不跟你闹脾气。
车里总有些奇怪的气味。春天是槐花的甜，夏天是晒透的皮革味，秋天混着雨后的泥腥，冬天一开暖风，就飘出我爸留在空调滤芯里的烟味。我试过换滤芯，可那股味道还是渗在顶棚的绒布里。有回载同事，她问是不是有人抽烟，我说是上一任车主。她没再问。我其实想过把那层绒布洗了，后来算了，像房间里那道污渍，擦了反而觉得空。
这辆车的里程表停在二十一万公里。我算过，绕地球五圈多。它载过的东西，比这间屋子多。后座放过我爸的钓鱼箱，我妈的折叠轮椅，我表弟的婴儿车。去年搬家，我把书一箱箱码在后排，压得悬挂沉了半指。路上过减速带，底盘发出沉闷的响，像人咳嗽。那时候我忽然觉得，车不是机器，是个驮着记忆的牲口，你打它骂它，它还是闷头走。
交车那天早上，我把车开去洗了。洗车的小伙子用高压水枪冲轮毂，冲下一层黑泥。我站在旁边，看水顺着车漆流下来，在傍晚的光里泛出旧银色。我拿出车里的东西，一包纸巾，一支笔，后备箱里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。然后我把座椅调回原来的位置，那是我爸习惯的角度，靠背直，椅面略前倾。我坐进去试了试，胸口离方向盘一拳半，正合适。我把车窗摇下来，又摇上去，反光镜掰了掰，又掰回去。
钥匙放在副驾座上。我关上门，锁好，站了一会儿。它停在那里，和退租前擦干净的空房间一样，什么东西都没留下，但你知道它装过什么。我转身走的时候，后视镜里映出路灯刚亮的光。明天会有人把它开走，不知道会不会注意到座椅上那个凹陷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把空调滤芯换成新的。我走了几步，没回头。车不会记得我，可我开过的每一段路，都还在这个城市的柏油底下压着。
